每次采访都像场外交活动

　　回忆起采访李光耀的场景，水均益仍然历历在目：“李光耀先生给我的感觉，真的是胸怀世界，胸怀人类。那年在海南博鳌采访他，我们原定采访时间是三十分钟，但老先生滔滔不绝讲了两小时。最后，我的摄像悄悄地对我说，水老师，电池要没电了。我一想，这怎么弄？就赶紧找了一个茬，跟老先生礼貌地打住了。然后准备起身时，他说等一下，还有两句话要说，从我的视角范围内已经能看见摄像机在报警，还好最后的十分钟，电没有断。”

　　采访基辛格的经历，也让水均益留下很深印象，“基辛格可逗了，我上次采访他时，他已经快九十了。可能有点时差的原因，加上年纪也大了，我们面对面坐着，我问了两个问题之后，当我再开始问新的问题时，再一抬头，发现基辛格睡着了。”曹可凡也回忆起去年他采访基辛格时的趣事，“去年，他正好九十岁，当时采访地点在钓鱼台，我跟摄像在电梯口等他。他一出门，拿了一个拐棍。但当他看到摄影机时，马上把拐棍直接往外头飞出去，怕别人看到老态。”

　　多年采访政治领袖的经验，也让水均益深知，采访时虽然可以问“八卦问题”，但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，“好多观众认为西方媒体多自由，人家怎么会审查呢？错了，其实他们审查得很严，所有的问题，恨不得有些问题都会挨个儿过一遍的。每一次采访，在一定程度上，我敢说就是一场外交活动，涉及到双边关系的，一定要认真对待。”

　　“我比他们都帅”

　　1993年对于中国电视来说是革命性的一年，这一年央视创立了《东方时空》，它不仅是改变了人们对于电视的看法，电视制作的理念，而在那个浪潮当中，涌现出了像水均益、崔永元、白岩松、敬一丹等一批中国电视中坚力量。面对其他几位男士，水均益笑着表示：“我是最帅的，他们都不行。”

　　水均益说：“其实《东方时空》是中国电视的一次初级革命，让观众突然觉得能看到这样真实的、纯新闻的电视报道。记者可以站在街头，站在一个大火的现场，站在一个战争的前沿，能够做这样的报道。然后记者可以不是像赵忠祥老师他们那一辈的国字脸，字正腔圆，而是可能带着各地口音。小白东北腔，小崔是天津腔，我是西北腔……真的是南腔北调。而且其貌不扬，我算是一个例外。其实我那时，你看我的资料也其貌不扬，瘦猴，有一颗牙还有点豁。但是为什么能够有这么一批人？是因为那个时候，我们《东方时空》的初创者，他们确立了一种基调，我们要走记者型的道路，无论是我们节目的编导、记者，还是我们所谓后来说主持人，这些人一定要从新闻本身开始。那时候就需要什么？需要肚子里有东西。你看这几个人里面，小白、小崔都是电台当编辑的，我在新华社当了快十年的编辑和记者。所以，其实是由于这么一个整个的定位，已经不在乎外形了。而且那时候给人感觉很亲切，就让人觉得记者是可以从你们家电视机下来，来到你的身边，所谓接地气，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”

　　“我是一个心地纯良的人”

　　水均益评价自己属于小聪明型，“每次考试，我都能考得很好。而且有时候，乃至于到大学的时候，一个学期都不好好学，快考试了，两个礼拜闭门不出，谢绝一切社会活动，抱着书本，死记硬背，一考全班第一、全年级第一。我高考也这样，1980年考大学，我从理科班突然跟老师宣布我要考文科，考英文系，我们老师都懵了，地理、历史，你都没学，你怎么弄？我说没事，我自己借书。我记得那时是福建的高考资料，我把伯父从英国带来的一套英文唱片，还有一本材料，都是我姐姐、我哥哥高考的时候留下来的材料，我就天天听，每天恨不得唱片来回听30到50遍。这四个月时间，足不出户，那时候我奶奶还健在，每天上午十点多，奶奶端着一个盘子进来了，一个荷包蛋。我到现在为止，我依然认为我奶奶做的荷包蛋是我今生今世截止到目前为止，最好吃的荷包蛋。四个月后考大学，我是全省状元，英语单科成绩第一。”

　　在水均益看来，他除了有点小聪明，还有点运气，“这一路也逃学、也玩，但到现在，再回顾一下，我觉得我这个人，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幸运，每每在一些关键的时刻，或者在一些可能出现会失足，或者走弯路的时候，总有那么一颗吉祥的星星在我身边闪一下，把我拉上正轨。其实我不觉得我的家庭，和从小成长的环境，对我日后做新闻、当记者、当主持人，有多直接的帮助，但是它对我是一个积淀，成就了我是这样的一个人。我不敢说我是最好的主持人，或者说最好的记者、新闻工作者，但是我敢说我是一个心地纯良的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