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度大戏《红高粱》正在北京卫视热播，九儿是小说《红高粱》的灵魂，也是电视剧和电影版《红高粱》的戏眼。电影版中，九儿的前尘往事几乎是一笔掠过；电视剧《红高粱》中，交代了周迅扮演的九儿从天真少女“一夜长大”的过程，让观众得以回溯这个充满野性与生命力的女性的成长史。周迅娇俏灵动的表现，让一个机敏而果决的“烈女子”形象跃然纸上。和以往形象相差最多的九儿，却是和九儿本人最像的，九儿骨子里的犟、傲气、坚忍，与周迅那股敢爱敢恨的劲儿毫无违和感。

　　对于周迅的表演，不少观众认为她个性与风采不减当年，“依稀看到了当年《橘子红了》的风采，但明显是一个更野性，更倔强的大女人。”还有观众认为，增设初恋的戏份实际上是给后来九儿对情感的刚烈做了很好的铺垫，故事编得合情合理。在《红高粱》剧中，九儿给土匪出主意敲诈自己的父亲，在忍无可忍之下设计对嫂子反击。有观众认为九儿的情感遭遇与“甄嬛”颇为相似，“都是从纯情少女到强势女人的转变。”

　　编剧赵冬苓坦言，这种全新的创作思路或多或少有受到郑晓龙导演的名作《甄嬛传》的影响，“《甄嬛传》里人物很多都是‘三观不正’，而我过去写的女性形象，一般别人评价都是方正大气。是《甄嬛传》的人物塑造，让我体会到观众可能更喜欢的是那种能力、审美和道德水准和我们更接近，或者只是稍微高一点的人物。如果太高了，观众只能膜拜，就不亲近了。我开始写《红高粱》以后，在创作风格上有了比较大的转变，把自己端着的东西放下来了。”

　　也是因为这样，在《红高粱》播出之前，有看过成片的业内人士向赵冬苓感慨，回顾中国电视剧史，几乎没有一个女性角色和九儿雷同，她做事那么爽直、那么简单，敢爱敢恨，如同她自己说的：“我遇见好人，比好人还好。我遇见坏人，比坏人更坏。”在赵冬苓看来，这个角色的人性特别复杂，很难用好坏来归类定义。就像莫言所说，《红高粱》的文学意义在于解放人性，而这种真实、激烈的部分最能震撼人心。

　　周迅的九儿造型也引发热议，《红高粱》的人物造型和服装，都是由陈同勋设计执导，继《甄嬛传》之后，陈同勋是第二次跟郑导合作了。周迅这次的“九儿”造型非常有特色，设计部门在她额头前面设计出了一小撮刘海，下面的辫子偏向了一方。这个造型想要全面体现出九儿的性格，可谓是煞费苦心。九儿还是小姑娘的时候，留的是一排齐刘海，小巧俏皮精致，体现出了九儿性格里单纯的一面。但是九儿骨子里其实是很要强刚烈的女人，因此额头上一小撮刘海，能够体现出九儿的灵性和活泼一点儿，而把辫子梳向一侧，就表现出她性格里叛逆的元素了，“我就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女孩儿”，辫子动起来了，人物也就更生动了。

　　莫言曾说周迅来演最合适

　　《红高粱》故事背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山东高密，这里民风彪悍、遍地高粱，同时土匪横行、民不聊生。莫言笔下的九儿是“身高一米六零，体重六十公斤……奶奶脑后垂着一根油光光的大辫子，脖子上挂着一个沉甸甸的银锁。走起路来双臂挥舞，身腰扭动，好似风中招摇的杨柳。”九儿这个角色对精灵般的周迅是个极大的挑战。对周迅的疑虑主要聚焦在两点，一是她以40岁“高龄”，如何演出19岁九儿的清纯；二是她一个地道的江南女子，如何演出山东女子的韵味。

　　导演郑晓龙坦言，周迅并不符合他对九儿这个角色最初的想象。“我想象中的九儿应该是巩俐那种人高马大的山东大妞的形象，周迅有些太娇小了。”为此，郑晓龙还特意征求过莫言的意见，听说周迅来演，莫言非常高兴，“他表态说写小说的时候，是以自己的奶奶为原型的，他奶奶比周迅个儿还小，才一米五几。莫言先生说山东大妞不一定就人高马大，主要是看气质，所以周迅来演最合适。”

　　“敢让我演，我就敢演。”尽管巩俐饰演的九儿已经深入人心，性格爽直的周迅依然痛快地接下了这个角色。真正开始拍摄之后，周迅的敬业程度更是让郑晓龙赞不绝口：“她是女主角，所以戏份很多。我们每天拍戏都很辛苦，周迅回去还要背词儿，为此，她还专门请了个台词老师，每天收工后，她回去都要跟台词老师一块儿背词。”谈及巩俐的前作，周迅一副平常心，“我不仅看过巩俐所有的电影，而且看过她的现场表演，她是我尊敬和喜欢的演员。电影版的巩俐在先，电视剧版的周迅将补充一些电影版的巩俐没有演的戏份。”

　　“我真的很像九儿，剧中单家最后由她管起来，从不会到会，一步一步地学。她想弄通的，一定用各种法子弄通，而且态度优美，从不会欺负人，在那个年代，那样的大环境下，这样的做法特别不容易。”周迅坦言，九儿那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也给了她力量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已嫁为人妇的周迅也学会了很多之前没尝试过的事情，比如做饭，“对我来说这是一件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