霍尊。

　　上海曾造就无数流行歌曲和歌手，但近年来却难寻踪迹。徜徉衡山路上，酒吧内大都是来自国外的驻唱歌手，被传唱近90年的《玫瑰玫瑰我爱你》还在耳际……2014年，由上海培养，并签约上海环球天韵唱片公司的霍尊在一档由上海打造的电视节目《中国好歌曲》中脱颖而出，并将自己的原创《卷珠帘》透过央视推向全国。他的出现让上海这座曾经的流行音乐高地再次看到了希望，同时本土音乐人才“墙里开花墙外香”这一现象也再次被高度重视。

　　上海好歌手去哪儿了？为什么音乐人才鲜有“海漂”现象？上海新汇文化娱乐集团副总裁、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副会长臧彦彬感慨地说：“我们还要打开胸怀，重要的不是钱，重要的是有更好的扶植政策，以及在这块土壤上给他们一席之地。艺人其实跟牧民一样，是追逐水和草而生的。”

　　中国好歌曲衍生上海式造星通道畅人才渐海漂

　　“海漂”成为话题，上海的原创音乐力量到底突破口在哪里？除了坚持扶持原创20年的东方风云榜，《中国好歌曲》的成功，让人看到了音乐造星的新模式，新汇音乐基地能汇聚全球音乐资源，也是一种上海音乐产业的新玩法，这些玩法让原创人才产生了“海漂”冲动，也让人对上海的原创音乐力量、原创人才有了巨大的期待。

　　[音乐环境]

　　重拾辉煌最好时候

　　音乐产业基地：签了20支“北漂”归来乐队

　　——“光有闪光点还不够，我们还要打开胸怀，重要的不是钱，因为很多人愿意投钱，重要的是有更好的扶持政策。

　　国家音乐产业基地2009年授牌，是全国第一家授牌的音乐产业基地，曾经靠新汇集团投入5000万元全资。目前，入驻企业26家，入驻率100%，七八十家海外和北京的制作公司想进来，美国独立唱片协会旗下六十家也想入驻。

　　臧彦彬说：”基地主要是积累全国音乐人才，积累人脉资源并拥有20万首曲库。除此之外，我们积累很多海外资源。很多音乐人羡慕上海，他们觉得上海的地理位置太好了，中西方文化在此融合交流，上海对海外文化并不排斥，国际性艺人进来感觉很舒心。一谈到中国市场，国际性艺人会首选上海，上海打造着东西方结合的音乐新天地，我们开国际论坛，大家也都是围着上海转，这就是上海的优势。“目前全国三大音乐节草莓、迷笛和爵士音乐节都看重上海的市场，但它们全是北京做的，臧彦彬一直希望迷笛移到上海，”他们在上海看到市场，但认为上海原创力度不够，北京在原创方面会更强。我建议他们把华东总部放到上海。但当被问到上海有什么政策时，我真说不出。“臧彦彬说，现在是上海重拾流行音乐辉煌最好的时候，”去年年底就开始发生变化，很多大型节目不见了，央视的综艺弱化，地方电视台的节目在崛起，上海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“目前，上海陆续有一些人才回流，新汇签约了20支地下乐队，很多都是”北漂“回来的上海人。海外音乐人也越来越多，我们现在和瑞士美国交流越来越多，他们都是独立的小的音乐室，很多流行音乐人做自己的音乐室，北京的压力大，他们希望能有轻松一点的环境。”

　　除了环境轻松了，很多本地改行的音乐人也在蠢蠢欲动。臧彦彬说：“本地艺人林宝以前的公司改行做保安公司了，老板说没办法，要生存，他们现在蠢蠢欲动想要回文化行业，现在各省市对文化发展很重视，很多曾经的业内人也因此看到希望。我相信未来五年上海流行音乐这块土壤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看到上海未来的闪光点，但只有这些还不够，我们还要打开胸怀，重要的不是钱，因为很多人愿意投钱，重要的是有更好的扶持政策，在这块土壤上能给他们一席之地。”

　　[造星模式]

　　植根上海打造华语娱乐第一门户

　　灿星制作：“上海式造星”开始了

　　——通过“好歌曲”这么一档极度放大选手创作天赋的节目，让选手的创作才能为世人所知，同时集合了全国最好的伯乐，让人才找到知音，让观众能够信服。

　　《中国好歌曲》让人记住了两个上海人，一个是正以火箭速度蹿升的本土音乐新贵霍尊；另一个是同样少年成名，却依然在他乡漂泊闯荡的孙嫣然。虽然在不同的城市追寻着自己的音乐梦想，但他们共同的认识是，如果不是有“好歌曲”这么一个展现他们创作能力的平台，或许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为人熟知。而这两人背后共同的推手——上海本土制作团队灿星也正在进行“上海式造星”，为上海歌手“回流”提供了一条通道。

　　霍尊：创作力维持热度

　　虽然父亲是歌手火风，但霍尊却是个在上海长大的男小囡。他自己开玩笑说：“我身上南北结合的特点挺少的，了解我的人都知道，我其实是个性格比较豪爽的人。”

　　霍尊从小是在原卢湾区的老弄堂里长大的。他说，一个人的创作风格，往往取决于他从小到大所听音乐的取向。而上海的氛围，让霍尊从小就能听到各种流派、各个国家的音乐门类，这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之后的创作风格，包括他在演唱上使用的“岛式唱腔”，也是从小听山口百惠、五轮真弓、香川里美这些日本歌手时受到的影响。

　　参加“好歌曲”后以火箭式的速度直通春晚，一夜爆红的霍尊说，他不会像大多数音乐人一样到北京去发展，“大家都知道北京的大环境很好，机会是最多的，但我还是倾向于在本土做好，再说从小呆在上海也习惯了。而且北京的竞争太激烈，上海的氛围会比较轻松一点”。

　　霍尊称因为有了《中国好歌曲》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平台，才有了他现在的知名度。之前，霍尊也参加过不少电视音乐节目，也演唱过《卷珠帘》，却一直没能得到太多的关注。在他看来，“好歌曲”放大了他在创作上的才能。他说，原创永远是最有力量、最新鲜的，他有信心凭借自己的创作能力维持自己的热度。

　　孙嫣然：希望回故乡上海

　　创作型歌手孙嫣然也有类似的经历。父亲是搞艺术出身，顺理成章就将女儿往这条路上培养。初中毕业后，父亲让她脱离了应试教育体系，专心走音乐道路。

　　在父亲每天两首歌的“逼迫”下，孙嫣然在那段时间写下了近400首歌曲，多的时候甚至一整晚能写出12首。正是在这种音乐教育下，她17岁就和EMI维京唱片签了唱片约，18岁发了第一张专辑，可谓少年成名。

　　但随着唱片业的衰落，维京唱片退守台湾地区，孙嫣然非常努力做的一张专辑石沉大海。陷入沮丧的她为此和父亲发生了矛盾，倔强的她因此叛逆出走，只身跑到北京。

　　远离家乡的孙嫣然依然唱歌写歌，但发展却一直不温不火，直到参加了《中国好歌曲》，她的名字才再度被大家提起。

　　对比两个城市的音乐氛围，孙嫣然说，尽管北京的音乐圈子更有包容性，更能够找到机会，但她心里还是想回到上海。就像那首《漂流瓶》想要表达的一样，漂流瓶在海上漂，等有一天有个人能够真正懂她，那就回到自己的故乡。

　　灿星：深耕上海人才资源

　　不管是霍尊还是孙嫣然，这两个人若是放到一般的选秀节目当中，很可能会迅速被淹没掉。值得关注的是，在一阵阵“上海留不住音乐人才，好的音乐人都北漂去了”的哀叹声中，让这两个来自上海的创作天才浮出水面的，恰恰是一档由上海本土力量灿星制作推出的节目——《中国好歌曲》。从“好声音”再到“好歌曲”，灿星制作用上海人特有的精耕细作以及价值坚守，为上海乃至全国的音乐圈寻找着最核心的原创力量。

　　“如今的时代，一个音乐人才的横空出世除了自我努力，还要依靠平台和机制，而灿星就提供了这么一种造星模型。”灿星制作宣传总监陆伟告诉记者，霍尊在《中国好歌曲》上的成功，说明了灿星这种造星模式的独有之处，一是凭借制作能力赢得了央视平台，二是通过“好歌曲”这么一档极度放大选手创作天赋的节目，让选手的创作才能为世人所知，三则是集合了全国最好的伯乐，让人才找到知音，让观众能够信服。

　　而灿星的这种造星模式，从血液里都渗透着“上海”这一关键词。据陆伟介绍，首先，灿星的核心价值观中，一直有着一股上海人特有的气质和坚持，比如价值观非常统一，像灿星所有的节目，都强调展现当代中国人的梦想，最关键的是，在近年来文化人才不断外流的情况下，灿星却坚持深耕上海的资源和人才。

　　陆伟表示，凭借连续两年出品的优质节目《中国好声音》，灿星赢得了央视的青睐，目前同时有两档节目《出彩中国人》、《中国好歌曲》在央视播出，而这两档节目的制作全是在上海完成，灿星是通过自己在原创制作上的能力赢得了央视的信任，而灿星将制作中心放在上海，有着更长远的规划。陆伟透露，随着“好声音”、“好歌曲”等一系列节目的成功，在灿星未来规划中，正是希望将上海打造成华语娱乐的第一门户，而目前因为灿星的集聚效应，已经有大量电视人才以及歌手、原创人才向上海聚集。

　　目前可见的是，越来越多的国际顶尖音乐机构和人才都向灿星抛来了合作的绣球。而随着以灿星为代表的制作公司影响力日渐提高，除了让人看到了“上海制作”在文化创意产业上的新动力和趋势，也让人期待其对各种人才产生的向心力。